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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大规模减税降费，中央政府加杠杆、转移杠杆，减轻企业负担。继续实施减税降费并优化方式，从减增值税改为减企业所得税和社保缴费率，提高企业获得感。一是继续下调社保缴费率3个百分点，其中养老、医疗保险缴费率分别下调1和2个百分点。二是下调企业所得税税率至21%，与美国联邦企业所得税税率相当。

　　2）在人口流入的都市圈和城市圈适度超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基建一方面可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强化逆周期调节，另一方面由于当前大宗商品价格和融资成本低，现在搞成本低。我们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达71%时，新增2亿城镇人口的80%将集中在19个城市群，60%将在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7个城市群，未来上述地区的基础设施将面临比较严重的短缺。对人口流入地区，要适当放松地方债务要求，不搞终身追责制，以推进大规模基建；但对人口流出地区，要区别对待，避免因大规模基建造成明显浪费。

　　3）以注册制改革为抓手，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五大配套制度。一是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放宽保险、社保等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限制，可设定持股下限；扩大陆股通标的，允许外资持有单一股票至30%上限，吸引外资入市。二是构建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法律体系。新《证券法》已将财务造假处罚上限从60万大幅提高到1000万，并给集体诉讼留下操作空间，但仍然不足以震慑动辄上亿元的证券欺诈案件，建议推动《刑法》联动修订，将“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主体认定从单位扩大到个人，刑期上限从3年提升到25年。三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推动优质红筹企业回归实质落地，针对企业回归后股权、投资者权益、监管标准等问题出台细则。四是适度调整金融业增值税抵扣。金融企业有形资产较少，而利息、佣金等支出不允许作为进项抵扣，可增加金融业抵扣项目，降低实际税负。五是改革交易机制。丰富衍生品供给，在限定投资者、证券品种范围的前提下逐步放宽T+0机制。

　　4）从融资、监管、税收等渠道鼓励市场化并购重组，激发资本市场活力。一是丰富并购支付工具，拓宽融资渠道。中国并购融资渠道以商业贷款、股权定向增发为主，公司债等渠道尚未全面放开对接并购交易，并购基金发展缓慢。建议逐步放开一般公司债券、高收益债券等工具对接并购重组交易，鼓励并购基金发展。二是简化事前审批流程，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与部门协调。破除事前监管对地区及行业分割，提高信息披露水平，鼓励二级市场竞价收购和要约收购。三是建议适当给予并购相关税收制度优惠。通过适度扩大对免税并购类型的认定范围、适当减免并购企业资本利得税的方式，降低并购成本。

　　5）建立以人地挂钩、金融稳定为核心的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房地产一半是实体、一半是金融，既要防止货币放水刺激资产泡沫，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过度收紧主动刺破引发重大金融风险。当前限购限贷限签限售等限制手段不是正途，应利用时间窗口以金融稳定和人地挂钩为核心推动住房制度改革和长效机制，使房地产更多地发挥其实体经济的功能，回归居住属性和制造业属性，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6）当务之急是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给地方官员新的激励机制，给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事业都是人干的。

　　(本文作者介绍：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副主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