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汽车_汽车生活移动版

历史的讽刺更在于，在此书出版十年之后，纳粹以武力征服短暂地统一了欧洲，宣称日耳曼人是世界的“主人种族”，也以欧洲文明的守卫者自居，并对其文化造成了毁灭性影响。加塞特从未将目光投向远东，他或许不知道，在同时代的日本，东亚主义已发明出了类似的意识形态，若要保存东亚文明的精神，抵抗堕落的西方（尤指美国和苏联）物质主义，日本太小了，须塑造东亚“共荣”。这种思想最终也导致了野蛮的侵略。文化人所持的常是文化而非物质力量的视角，加塞特这样的较谨慎者会主动与后者划清界限。然而文化无法原则性地区别于意识形态。既然已意识到了“大众”充满偏见与行动力，而非慎思与权衡，那么他在书中努力想预止可能产生的误解的段落，必然也是预见了被误解的可能性。

象牙塔内外的困局

知识精英的很多观点只有“从长远看”才有意义，然而目光长远常与特权相伴，它常属于那些不必为明天的饭菜心烦者。长远的视角能超越短期利益，更多地顾虑未来的可能性，且需要顾及尽可能多的方面，也必须更讲究逻辑一贯。从长远看，加塞特的很多见解是正确的。百年后生活在更彻底的大众化社会中的读者，常惊叹于此书的先见之明。但是政治家和宣传家从不考虑长远问题，他们最关注今年的财政收入与下一场选举。许多知识分子对政客的批判，本质上都是批评政治家为求短期和群体的利益而透支长远的全民利益，但这也是因为知识分子不必对短期的和群体的利益负责。

“知识分子”这个名称包含的人群又可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是“有机知识分子”，他们将语言理解为行动，服务于宣传，他们的理论也是用来指导具体的历史行动的。他们通常不太顾忌逻辑与修辞的区别，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很多词汇，是从比辉格党更保守的托利党小册子中借来的。加塞特意识到，正如大众社会更鼓励行动，它也更鼓励这类公众写作。其二是象牙塔中人，相信自己的坚持“从长远看”更有利。加塞特说，现代时间观中“明天与今天在本质上毫无区别，所谓进步只是沿着我们脚下的同一条路一步步走下去。”这里的“路”不是指具体的行动，而是赖以行动的哲学。现代哲学既不是以进行时，也不是以过去时，而是以终结后的完成时写成的，在加塞特看来这令人抑郁，却是象牙塔中人一次次远眺的宁静之海。凯恩斯曾对一切“长远”的社会经济理论说：“从长远看，我们都死了”。当下的急迫支配着我们，这注定了长远视角在历史湍流中的脆弱。

加塞特介于二者之间，他的视角取自象牙塔，却以有机知识分子的姿态写作。颇具时代悲剧意味的是，《大众的反叛》一书的主要读者恰是书中批判的“大众”，有理由相信赞美此书的大众多已把自己从该群体中摘了出去。有机知识分子的尴尬常在于用词模糊遭至误解，即便加塞特多次强调，他所说的“贵族”和“大众”皆非政治上的，而是德性上的，他的修辞却总是让人觉得贵族主义，而不仅仅是英雄主义。其实区别贵族主义和英雄主义是很简单的，例如司马迁的史学是英雄史学，却非王侯将相史学。加塞特将赋予自己使命、有自我超越要求的人称为“贵族”，将短浅平庸、随波逐流者称为“大众”。这两个词或可勉强对应尼采的“超人”和“末人”，哪怕汉语中“君子”或“士”也比“贵族”更能准确表达此书的价值倾向。曾有历史学家说“gentleman”一词的词义史即一部英国社会史，“士”这个词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又何尝不如此？只因中国古代的“士”很早就不局限于贵族阶层，而获得了更精神化的含义，才得此语言上的方便。

因此从象牙塔来看，加塞特此书的最大缺陷恐怕是语言不够清晰准确。哲学激进主义认为，追求普遍的清晰性就是追求平等，消除意识形态就是消除特权，语言分析就是革命。这种以智力活动而非立场站队和直接暴力改造世界的主张，也更符合加塞特的要求。然而这样的工作通常乏味，经分析改写的句子虽精确却冗长，于是分析哲学家们总是抱怨，既然只要如此这般规定某些词义，伪矛盾就被消解了，“为什么人们不听我们的？”在以学术为志业的象牙塔知识分子看来，世间不幸不在于有机知识分子太少了，而在于他们发明的话语太多，把一切弄得乱七八糟！当他们走出象牙塔，看见书店里堆满了他们鄙视的小册子与伪哲学，不禁会想起韦伯关于学术与政治的演讲，也不禁会认同加塞特对大众的批判，却又很难同情他以《大众的反叛》这本带有贵族意味的准小册子去对抗一群只读小册子的读者的徒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