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汽车_汽车生活移动版

加塞特认为健康的社会必然会靠威望产生“自然的贵族”。他不反对民主，而是数次强调了他对自由民主制的支持，这多少有丘吉尔说民主只是“最不坏的制度”的意思。这或许是由于他意识到，确是政治参与的扩大培育了大众，但无论利弊好坏，大众社会已既成事实。墨索里尼政权反民主，不仅没有克服大众社会的弊端，反而加剧了它，法西斯正是这些弊端的产物。从先后关系上看，企图以反民主来超克大众社会，无异于企图以杀死父母来阻止已经长大的孩子的出生。加塞特意识到大众社会的破坏性须通过“国家”这个与之伴生的权力框架发挥，那么既然短期内无法扭转大众心智的种种缺点，就得特别提防“国家”，使这些缺点不至酿成重大祸害。他虽未提到同时代秦梯利的（法西斯）国家主义学说，但可以将加塞特视作秦梯利的对立面。

加塞特多次强调，“大众”并非工人阶级或任何一个群体，而是弥散在整个社会的所有群体中均占多数一类人。但后来他还是坦言自己所说的这种愚蠢又自满的“大众”多见于新兴中产阶层，尽管在此前章节中读者早已能读出这一点。毕竟艰苦的劳工从未如他所说被科技的便利宠坏过，也不会每天阅读报刊和小册子。这一阶层分析颇有预见性，此书出版三年后，在那场终结了魏玛共和国的灾难性选举中，中产阶层的纳粹支持者比例超过了上层和底层。

欧洲共同体的文化与政治

加塞特说“大众社会”最早诞生于美国。他认为欧洲文明创造了人类最高级的文化，理当凭其威望，而非武力或物力，做世界的主人。这种赤裸裸的欧洲中心主义简直令近百年后的读者瞠目结舌。纯粹基于文化成就的欧洲中心主义，甚至比武装殖民更难容忍。加塞特声称：只要取代旧欧洲的新霸权能有足够高的“美德和品质”，欧洲就可欣然将统治权拱手相让，这种宽宏大度并不虚伪，但正因为其真诚，恐怕只会比同时代英国人曾以美国海军为假想敌的战争构想更令美国人怨恨。

在整本书中，加塞特将权力等同于威望，并一再与政治暴力相区别。然而他之所以需要在此书中讨论国际形势，多少是因为他已意识到“纽约和莫斯科”在物质力量上已经胜过或追上欧洲。彼时很多欧洲知识分子将美国和苏联视作物质主义“蛮族”，海德格尔和科耶夫也属此类，关于美国人“普遍平庸”的指责可追溯至托克维尔。加塞特的危机感来源于，欧洲在物质力量上的相对衰落会导致美国等“大众国家”的精神反叛，并认为大众的反叛既是国内的、垂直的新生中产阶层的自满和狂妄，也是国际的、水平的“野蛮人入侵”。

加塞特意识到欧洲也已经开始大众化，若不能在物质上抗衡美国，欧洲人迟早会拜倒于随经济增长而获得宣传优势的美国文化。为了阻止这一文化变迁，他号召政治变革。民族国家这件童装对欧洲这个巨人而言太小了，他主张欧洲社会脱掉破旧的政治外壳，塑造一个“欧洲国”，以释放其全部经济活力，将欧洲精神从斯宾格勒式的悲观中拯救出来。与悲观主义者不同，加塞特赞扬大众社会提升了人口的平均水准，而欧洲衰落论甚嚣尘上，恰恰说明欧洲人的创造力只是被外在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压抑了，因为内里朽败、虚无的文明甚至不会焦虑于衰亡。加塞特坚持英雄式现代主义态度，要在大众社会中释放更大的创造性与活力，来对抗大众的平庸，而非退回到旧制度。全书最后消解了“民族国家”的概念，指出它仅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在飞速变化的现代世界，这个刚形成不久的组织已经过时。“大欧洲国”显然落空了。但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人加塞特认为统一的欧洲当由英、法、德主导，并坦言西班牙没这个资格；这与德国人（从威廉二世到默克尔都有过）主张加强欧洲联合是不同的，德国的主张即便利于欧洲，却总免不了一丝利己意味。至于被他同样寄予厚望的英国人，直到苏联解体时撒切尔关心的仍是“欧洲的德国问题”；或许奇怪的不是他们脱欧，而是竟然直到今天才脱。加塞特贬低西班牙同胞，说明他在欧洲问题上保持了大公无私的知识分子良知；然而他关于欧洲合为一国的呼号，却比希特勒统一全部德语民族的野心更不切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