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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政治功能

奥尔特加·伊·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出版于1930年，其中描绘的大众轻信又固执，这并非现代人的特征，启蒙时代之后，人类已较为懂得怀疑与批判。轻信和固执自古就有，人皆难免。然而加塞特却说，大众是一种新现象，他们不仅轻信和固执，还放任自流，“像被宠坏的孩子”，视其身处的文明为理所当然不加珍惜，坚信其政治诉求一贯合理。典型的例子是：政治家若不能替他们实现本就不可能的愿望，大众不会反思自己的愿望脱离实际，而只会怪政治家。政治家不敢违逆绝对多数民意，这在某些议题上是民主原则，但在另一些情境下却会将原本就狭窄的路逼进死胡同。奥地利民意压倒性地支持德奥合并，但泽市民想从波兰回归德国的心比希特勒更急切，这些都是酿成战争的原因。加塞特还说：大众喜欢直接的政治行动。只要想到两次大战之间的二十年内，政治暗杀与党派斗殴极为常见，就能明白他所指的历史情境。大众是无法被说服的人，他们的语言能力中，站队的功能仍在，道德和逻辑的说服功能被削弱了。这何以可能呢？

维特根斯坦指出，人有多少种生活形式，就有多少种语言游戏。然而霍布斯只关心“政治”这一种生活形式，他对人类语言能力的关心，仅限于语言能够“结成契约”，即塑造稳定的行为预期。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基于两个预设：人人的心灵都以为自己最智慧，且人人的身体都可能被杀死。他不关心语言的道德感召或逻辑说服能力，唯独关心语言对暴力的组织，这是因为政治哲学须专注于政治。然而这不是霍布斯时代“人”的特征，而是一切时代“政治人”的固有定义。

霍布斯所说的两个预设，恰恰是加塞特所谓“大众”的特征。这说明在20世纪初，人性中政治性被某种制度或技术动员了起来。加塞特将其归结为民主和科技，或许还有城市化的人口聚集，和媒体与各种小册子的宣传轰炸。这令人想起同时代的韦伯也曾批判“讲坛布道家”和“伪先知”们。人类自古就轻信而固执，然而只有大众社会里的人，才会将庸俗和非理性视作无可指摘的。从语言的观点看，只有当语言的政治功能（缔结契约或同盟）压倒了语言在其他一切生活形式（例如求真和道德感化）中的功能，霍布斯式的急迫压垮了维特根斯坦式的从容，人们才会如此。

维特根斯坦曾愤怒于学生马尔科姆学了哲学却还“如记者那样为政治目的使用词汇”，那哲学还有何意义？但反过来说，分析哲学那种不急不缓、一点一滴清理我们的语言的态度，是否对政治稳定的要求太高，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初的欧陆也许过于脆弱而奢侈了。不能忘记，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石里克就是死于亲纳粹的学生枪下。在那个时代，哪怕学生们也越来越关心事件与立场，而不关心用来分析事件的理。仿佛没有明天一样，大家都在竭泽而渔地刺激情绪，狂轰滥炸中哪里容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只问大众何以变得非理性，精神何以沦为贫瘠，是不够的，其背后的问题常是政治为何变得如此急迫。王小波说，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讲理的时代。但那些不讲道理者亦有其“理”：形势都这样了，你还顾着讲道理？

我们不妨将此与过去的漫长岁月对比。在古典时代，一切问题皆德性问题，德性高贵即能克服一切，出现灾难定是某些人德行有亏。加塞特等现代人不再信这些，却相信一切问题都是认识或逻辑问题，只要澄清事物的原理，就能完成理解和说服。他笔下的“大众”却觉得一切问题都是政治问题，道德感召高贵却缥缈，逻辑说服精致却繁琐，二者在短期内都没用，大事临头只有决断性的行动有用。此处我绝无贬低卡尔·施米特的意思，施米特本人不是大众的一员，但他确实抓住了其时代的不稳定性与急迫性。

现代国家与大众社会

加塞特认为，当普通人的政治意识觉醒之后，他们的智识“水平线”显著提高了，这是大众社会的伟大成就，归功于生活的可能性的增加、地域联系的日趋紧密和教育的普及。然而，这空前成就使得大众变得更固执自满，或不顾道德责任，只想利用国家机器为自己牟利。加塞特认为这与现代民主制相关，却未作进一步说明。但其间原理不难解释，现代民主制增大了普通人的政治参与和影响力，这鼓励人们自觉地将语言视作改变世界的力量，也就会关注语言的效果胜过其真假对错。选民手中的选票诱惑着政治家们讨好选民，这也令选民逐渐习惯于被讨好。于是，人们越来越习惯于投票给最投其所好的人，或看上去最像他们的人，而非他们最尊敬的人。以近几年欧美选举中的民粹化为例，两百年前选出华盛顿的人，若看到特朗普这种人也能当总统，会作何感想呢？在分析特朗普当选原因时，人们通常只关注短期历史；然而从长远看，心智史变迁这一深层原因是不能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