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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腊碧士：每当新的威胁来临之时，集体的恐惧都会再次引发所有已知形式的人的各种行为，也包括错误的行为。人们希望国家政治和行政部门能够及时制定有效控制疫情的统一行动方案。但真正的理性思考往往是在疫情消退之后才开始。在急症病人面前，医生显然不可能急着去修改教科书，他必须首先去救助病患，之后才能考虑修改教科书的事情，考虑防控疫情的计划，考虑公共程序等。

　　对那些利用防疫之名来实现其政治目的的行为，不论在哪个社会，都应当予以揭露。这种行为同样属于瘟疫，它发生在当代并不令我们感到惊讶，因为疫情常常也会被政治化。但是无论如何，在全人类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一威胁人类的政治瘟疫是会得到有效控制的。

　　李雪涛：法国文学家加缪的著名小说《鼠疫》告诉人们，面对荒诞的人生，重大的疫情让人们真正去思考生命的意义。其实疫病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提醒人们，以往仅仅关注政治、经济、军事的历史并不完整，严肃地看待人类的疫病史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视角。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让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开始考虑他实存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临界境况”：死亡、意外、罪责以及世界的不可靠性。在这些境况之中，现实世界的全部可疑性会凸显出来，以往被认为是固定的东西、不容置疑的事物、支撑每个人的经验以及时代的理性全都消失了，人发现自己被置于绝对孤独的处境之中。雅斯贝尔斯认为，人只有处于临界境况之中，才能超越自己。今天的新冠肺炎疫情也让很多哲学家思考人类的问题。对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对人类思想变迁和文明发展带来的改变所进行的思考，都给人以极大的启发。

　　腊碧士：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的结尾处写道：“技能、知识和组织都会改变，但人类面对疫病的脆弱则是不可改变的。”瘟疫与人类的竞争依然存在，必将与人类长久共存。在这里，我想引用当代德国历史学家马尔特·提尔森的一句话，他说：“瘟疫是所有疾病中最具有社会性的，它们会与整个社会相遇，激发集体的恐惧，激化社会的紧张关系。”新冠肺炎疫情映衬出我们自己的真实面目，展示了对于我们来讲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因此，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瘟疫极大影响了人类历史。

　　《光明日报》（ 2020年05月21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