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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脸与大众脸:走在自拍时代前列的中国人(2)

  香港“四大天王”。

  当人出现在图像中时,人脸总是成为图像的中心。伴随大众媒体图像印刷与影视剧的传播,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迎来了脸部生产的扩张。明星透过大众媒体确立其权威,建立了新的脸部崇拜。由明星的肖像制造出不同的偶像类型,为大众提供了不同的幻觉,即便他们在影像之中遥不可及,只将所有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而不做任何回应,但普通人总能透过观看的移情而重新找到自己。

  值得留意的是,人们对于摄影肖像的热情不单停留在电影或娱乐明星身上。上世纪末,作家们的脸也开始大量出现在小说封面之中。出版行业似乎在传达这样的信息:人们不仅要吃“蛋”,还要看到“下蛋的鸡”。女作家,包括纯文学作家,尤其是被冠以“美女作家”之人,封面肖像照的亮相成为作品包装乃至畅销的一个环节。对于卫慧这样透过小说教导“新人类”都市生活的作家而言,人的外形已被裹挟为作品的一部分。


  摄影师与普通人镜头下的

  “大 众 脸”

  前些年流行的“八十年代热”与怀旧世纪末代的文化之中,人像摄影构成了召唤往昔灵韵的重要元素。不论是专业摄影师对于社会面孔的捕捉,或是普通人在世纪末的昏暗影楼或是家用相机拍下的形象,都作为普通人视觉经验的表达,而构成对明星媒体肖像的关键补充。这些照片备受推崇,因其拍摄对象或拍摄者来自民间,被认为呈现了中国人自然真实的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由此滋生的欣快与怅惘,成为这些人像表情与面孔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肖全、刘香成、任曙林等摄影师,因其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细腻捕捉,而在近年来的集体怀旧中成为大众熟知的“时代记录者”。他们的作品既塑造也符合了新时期中国人对于世纪末的人之美学的想象。

  被称为“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师”的肖全,某种意义上奠立了中国文青男女在文化浪漫年代的形象典范。他于19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这一代”的拍摄,而他拍摄的对象(也是朋友),后来恰好成为文学、诗歌、音乐、影视、美术、演艺领域颇有声望的“英雄人物”。相纸中透露的忧郁、矜持、不安或桀骜气质,构成了八十年代文化圈骚动而又温存的影像叙事,以及无法被“中年危机”所消解的、可供反复咀嚼的神话。

 

 

  肖全人像作品。

  城市急遽更新换代,令恋旧情节迅速酝酿。任曙林于1979—1989年间拍摄的《八十年代中学生》,被“八十年代”的鼓吹手、艺术家陈丹青称为“一段青春的影像记录”,“一个理想主义时代最后的背影”。“五六十年代的房舍、旧式的课桌椅、木质黑板,改革初期的成衣,平民孩子的穿戴,还有辫子、粗布鞋、国产的球鞋,甚至女生倚傍携手的姿影”,这些早年共和国的物质形态,连同“八十年代的神态”,此后逐渐地,永久性地消失了。切近而又遥远的时间感,持续而又断裂的改变,对于摄影师而言是天然的富矿,普利策奖获得者刘香成因此受到中西方评论家的赞誉。他甚至因此得到某种看似矛盾的评价:陈丹青认为“刘香成的北京(楼盘)之行似乎一举终结了此前西方的中国影像”,而当代艺术评论家凯伦·史密斯则认为“刘通过镜头把标准的‘西方的思索’带到了中国,却又不失中国气息,还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关心政治”。时代庞杂的信息量令这些面孔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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