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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脸与大众脸:走在自拍时代前列的中国人

  晚清民国镜头下的城市底层、都市文人、倩女娼妓或满清遗民,再到共和国社会主义美学下的典型工农摄影,都透露出复杂的历史信息。尽管,中国人真正迎来野蛮生长的摄影“春天”,还要快进至改革开放后的大众媒体时代。明星脸、大众脸以及网络时代的网红脸,都在摄影之中安置了自身的存在。

  如今,自拍已成为当代摄影的重要组成部分,摄影也不再只是摄影术,而是被层层包裹进修图软件、手机制造业、照相馆、医疗美容业、证件照连锁店等不同产业之中。自拍产业下的“中国制造”,也反过来倒逼着我们去重新审视何为“摄影”的本质。

  撰文 | 新京报记者 董牧孜

  脸的呈现

  媒体时代的中国面容

  假若对中国人的摄影形象史做一番简单“考古”,我们不难发现“拍摄中国人”既是一个横亘中西的跨文化命题,也是关乎艺术与政治、审美与范式的美学命题,更是涉及技术与媒介、主体与再现的哲学命题。无论如何,晚清民国时代的摄影都算不上普及和日常,不论是近代镜头下城市底层、都市文人和满清遗民,战争时期解放区的战士和人民群像,或是共和国社会主义美学下的典型人物,它们作为历史资料,总是显得稀罕、新奇而珍贵。

  中国人的摄影形象真正迎来“春天”,需要快进至改革开放后的大众媒体时代。从销量极高的全国性报刊、日渐普及的商业影楼,再到普通家庭拥有的傻瓜相机或数码相机,技术条件与社会生态的改变,撩拨着人们去欲求、创造和拥抱全新的审美趣味。置身网络媒体的新世纪,数字技术又一次颠覆了人像摄影的规则。从中国初代网红的诞生,到社交网络中诸种风格的制造,手机自拍风潮让中国人进入个人影像过剩的年代,而这一次摄影本体论上的跃迁,是一个“环球同此凉热”的世界命题。

  01

  纸媒时代

  艺术史学家汉斯·贝尔廷在《脸的历史》一书中提示我们,“脸”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种个体特征,脸的历史最终被证明是一部社会史,社会因素被强加在人的脸上并通过后者得以反映,而脸同时也受各种社会条件所制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媒体制造的海量摄影印刷品,诸如人像海报、图书与摄影集,连同普通人自己拍摄的照片,都呈现出复杂的“时代的面容”。

  印刷媒体中的“明 星 脸”

  明星脸是一种媒体脸。由明星形象占据的报刊杂志或长篇封面,透露出具有时代典型意义、可供传播和消费的脸部审美标准。1979年复刊的《大众电影》杂志就此而言富有代表性。不同于邢燕子、黄宝妹那样典型健康、壮实、英姿飒爽的社会主义工农女性,《大众电影》的封面女星审美史公然透露出“就是要挑逗”的讯息。编辑部主任马锐回忆,“复刊后有读者提议封面人物‘最最盼望为靓女,次为俊男。"这是市场对于面孔的渴求。

  80年代、90年代的《大众电影》封面。

  上世纪80年代初,叉着腰讲“我漂亮”的电影女星刘晓庆曾以惊世骇俗之语,对尚且保守的中国人进行了一次有关逆反与张扬的启蒙。观察《大众电影》封面刊登的“美人照”,多以圆脸、天然状态为美。在女性形象回归女性化的过程中,《大众电影》还曾因过于性感而引发“伤风败俗”的争议。1982年,陈云曾发出“期刊和广告上用女人、美人的像太多”的警告,他要求中宣部要严格把握这一问题,“我们国家应该是宣传英雄主义的”。

中国新闻年鉴1984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美人像”在所谓的“她世纪”日趋成为主流。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都市青年主体重塑的市场需求下,电影、女性时尚及生活方式类杂志蓬勃发展,除了《时尚·cosmopolitan》、《Elle 世界时装之苑》、《瑞丽·服饰美容》等主流女性杂志,诞生于20世纪末的男性时尚杂志如《时尚先生》、《男人装》等,亦积极塑造着关于理想女性身体及性别气质的刻板印象。在信息爆炸的90年代,评判美女的标准不再整齐划一,美丽变得相当多元化。如日中天的香港电影及娱乐业辐射到内地,风姿绰约的香港女星对中国女性的审美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使人频频回望。

  明星肖像当道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同样是男色当道的开始。如果说浓眉大眼的国字脸男星唐国强、朱时茂仍与社会主义美学中刚毅、力量型的男性形象具有相近的正气,那么此后中美混血的歌手费翔、台湾少男组合“小虎队”和香港的“四大天王”,则带来了异域风情、乖巧、忧郁、文雅或是亦正亦邪的男色倾向。进入21世纪,台湾的花样美男组合F4(言承旭、周渝民、吴建豪和朱孝天)令整个亚洲陷入狂热。欧美日韩多元化的审美,也伴随海外影视剧的引入而令人瞩目。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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