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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与世界对话”：国际社会确实现在对中国有很多的偏见和误解，尤其是我们6000万的海外华人，可能正在遭遇很多不公平的对待，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郑永年教授：首先当然我觉得是种族主义问题，它不仅仅表现在华人身上。首先我们要这么看，比如美国现在黑人身份争取了多少年了？黑人给美国社会也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从早期贩卖奴隶开始到现在做出了多少贡献？黑人今天在美国社会得到了什么样的地位？所以美国的、西方的种族主义，这里也说几句。这个是根深蒂固于他们的文化传统。我一直在研究种族主义怎么来的，白人优越论怎么来的，以及近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到最后也变成白人种族优越论。在德国以及二战时期德国希特勒为什么有反犹太主义呢？他们就是相信日耳曼民族世界上最优越的，犹太民族是劣等的，所以就是要大屠杀。

华人也是一样，美国19世纪华工到美国去，开始进入美国社会，帮助美国修铁路，要是那个时候你去看看历史资料，白人他就很奇怪，就认为有些东西、病毒就是跟华人有关系的。当时还有黄祸论，到现在为止还有。只要白人的种族优越主义不去，这个随时都会爆发出来，它不仅仅会爆发在华人身上，也爆发在黑人身上，也会爆发在所有的民族的身上，他们对西班牙裔的人也是这么看待的，只是层次不同而已。那么如何解决？我想这个不仅仅是一个西方的问题，也是一个华人的问题，自己本身的问题。

所以西方方面说，美国实际上从60年代以后，就确立了所谓的“政治正确”这样一个东西，就是种族问题大家不要去谈，不允许的。也并不是说种族问题不存在，你不去说但并不是不存在，你跟黑人问题也是一样，你不去说并不是不存在是吧？存在的东西肯定会爆发出来的。这还是一个社会的公平的问题，还是个阶级的问题，一个阶层的问题。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那您觉得海外华人应该如何自处？

郑永年教授：大家现在使劲地要用身份政治来解决这个问题，能解决吗？我个人认为身份政治认同政治会使得问题越来越糟糕，华人也是一样，你一定要强调华人的身份，一定要强调我跟你不同，我是觉得这个问题反而解决不了。

以前周恩来总理针对东南亚华侨的政策，我觉得是正确的。你作为华人，你文化认同没问题，但是你在政治上要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去参与当地社会。因为政治权力很重要，通过去参与政治来改变你的地位，通过你的努力工作来改变这个地位。这是一个阶级阶层的问题，如果是想用身份这个东西来解决是解决不了。当然，身份政治运动政治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也很简单，因为看看你的皮肤就行了，看看你的认同样子。

但问题是这个身份政治是无限不可分的。我觉得很感叹，以前传统上我们只有说人家说男人女人只有两个类型了，现在的性别取向有多少了？LGBTQ，有无限的可能。实际上，身份政治也是这样，你去看看这个身份政治，台湾跟大陆、香港跟内地，本来就是同一个民族，台湾为什么还要搞自己的民族主义？本省人外省人，那里面还可以细分呢？福建人、浙江人、广东人，香港更是这样的，本来就是广东以前广东省的一部分，你为什么还要去搞身份政治，要跟中国内地区分开来？这就是非常狭隘的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左右了人们的思维的结果，到最后肯定是恶性的结果，得不到任何积极的成果。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现在疫情也好，或者在疫情之前都有一种逆全球化的思潮开始体现，您觉得全球化这条路还能走得下去吗？

郑永年教授：全球化肯定会有的，但是全球化的形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自己最近提出来一个“有限全球化”的概念，为什么说“有限全球化”呢？我是觉得从80年代以后是无限的全球化，我在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所说的超级全球化，我觉得已经是造成了一种叫乌托邦主义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是走不下去的。那么这种全球化它的精神在哪里？市场全球化讲的是生产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分工，在全球范围内资源的完全自由的配置，那这个能不能成呢？这一定程度上，80年代以后，全球化成了，那时就达到我们现在的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