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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绝大多数酒企相同，郎酒股份也通过经销商渠道进行销售，2017年-2019年，郎酒股份收入的96%以上均由经销商提供。报告期内，郎酒股份不断调整出厂产品结构，加大中高端产品的出厂量，减少低端产品的出厂量，使得2017年-2019年郎酒股份的营业总收入与毛利率持续上涨。资料显示，郎酒股份次高端白酒、高端白酒在总收入中的占比由2017年的40.09%增长到2019年的64.07%。

　　除了调整出厂产品结构外，郎酒股份还在逐年提高产品平均售价，其高端白酒平均售价由2017年的108.65元增长到2019年的129.14元，增长了近2成，次高端白酒、中端白酒的平均售价涨幅也基本相同。

　　值得一提的是，郎酒股份2019年的平均售价较2018年的涨幅明显小于2018年平均售价较2017年的涨幅。而在招股书中，郎酒股份对公司营收与应收票据大幅上涨的解释中称，公司根据业务发展规划在2019年上调核心产品出厂价格，部分经销商为锁定上调前的采购价格而向公司支付货款，并基于资金周转的考虑较多以银行承兑汇票的形式进行支付，导致年末银行承兑汇票余额和预收款项余额均大幅增长。

　　2019年郎酒股份的应收票据为0，但其应收款项融资额高达15.86亿元，在流动资产中的占比超过11%。2017年、2018年同期，郎酒股份的应收款项融资额均为0，其应收票据额也未超过4.5亿元，在当期流动资产中的占比低于5%。以此来看，2019年郎酒股份的应收款项融资额大幅上涨，意味着2019年郎酒股份获得了大量的票据，并用其贴现融资。

　　应收票据大幅上涨，产品价格涨幅低于前期。郎酒股份对2019年其营收与应收票据上涨的解释明显有点牵强。

　　此外，《投资者网》还注意到，2019年郎酒股份的第五大客户与郎酒股份的交易额仅有6926.75万元，郎酒股份第一大客户的交易额在当期收入中的占比也未超过3%。经销商交易金额较小，却在2019年大量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货款。这不免让人怀疑郎酒股份是否在利用涨价促销，让经销商提前备货，以推高业绩来完成IPO。而在6月10日，在郎酒股份发布招股书后不久，公司又提高了青云郎酒、红运郎酒等四款产品的出厂价格。

　　《投资者网》针对让述相关问题咨询了郎酒股份董秘办，不过对方未予回复。

　　父子千万年薪、百亿商标存争议

　　2001年接手郎酒，2020年申报IPO，汪俊林无疑是郎酒股份的灵魂人物，不过汪俊林与郎酒之间却颇有争议。在2002年受让郎酒资产时，汪俊林控制的宝光集团未取得郎酒的商标、商誉等无形资产，郎酒股份的商标仍由古蔺县政府所有。

　　2010年古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将商标转让给古蔺县久盛投资有限公司。2016年，郎酒股份为了获得商标使用权，收购了宝光集团将持有的久盛投资80%股权，而久盛投资剩下的20%股权仍归古蔺县政府所有。值得注意的是，古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转让商标给久盛投资时是直接划转，久盛投资未支付转让款。以此来看，郎酒股份的核心商标归属存在一定争议。

　　一直由汪俊林家族控制的郎酒股份，在2017年引入了多名机构投资人，参与当期增资的投资机构有博裕三期以及CGL、APL等外资。而在投资时，CGL、APL、博裕三期就上市承诺、股份回购、共同出售权、公司治理安排等内容与郎酒股份及郎酒股份当时的全体原有股东签署《股东协议》，也就是所谓的对赌协议。不过郎酒股份未在招股书中披露协议的具体内容以及相关条款的触发情况，在IPO之前相关协议已按照申报要求而终止。

　　《投资者网》还注意到，汪俊林、汪博炜父子在董事会中占有两个席位，同时汪博炜还是郎酒股份的副董事长。2019年汪俊林、汪博炜在郎酒股份处领取的年薪分别为440.23万元与721.86万元，二人当期年薪合计超过千万。郎酒股份披露的20名董监高合计年薪高达4809.43万元，在当期非销售职工薪酬中的占比接近20%，而汪俊林、汪博炜父子拿了董监高薪酬中的24%。此外，汪博炜还拥有香港长期居住权。

　　频繁涨价、应收票据大增、负债率居高不下、核心商标归属权存争议，看来，欲争酱香第二股的郎酒股份，上市前还有诸多难题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