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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大国之间博弈与权力的游戏事关全球化的模式和外来，新一代技术革命是解决危机的方案还是引发更多的不平等、控制操纵和伦理冲击；二是中国追寻现代性的本质，能否传统文明结合现代制度然后升级治理，类似中西医结合，既求同存异各美其美，又命运共同应对更大共同挑战。

三、政策应对

短期政策抉择相对简单，对于现金流紧张的企业，需要提供必要的信贷支持，一方面可以走银行信贷的渠道，央行降准已经释放了信号，但最终还要看银行的选择。对于有足够抵押品的企业，申请银行信贷支持较为容易，但对于轻资产行业，尤其是一些中小型的服务业，财政政策除了应给予统一的减税降费措施外，还需定向救济。

这一点可以借鉴美联储与财政部的方案——由地方政府财政给予银行（包括城商行）一定的贷款损失担保，鼓励其对受疫情直接影的、疫情结束后有足够偿付能力（历史现金流稳定）但缺少抵押品的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另外，还可以增发专项债，设立中小企业救助基金。我们认为，在紧要关头，保住企业和就业岗位仍是关键，所谓的“道德风险”关键还是要看制度设计。

近期关于房地产政策要不要放松的讨论引发关注，我们的观点是：第一，不应将其简单定性为松或者紧，而是该松的可以松，该紧的紧。在这方面，需要加强对市场预期的引导，防止出现压抑的需求一哄而上的情况，同时与房地产开发商做好前期沟通工作，防止房价出现暴涨的情形。第二，很有必要。房地产行业的产出占GDP的比例约为16%，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20%，所以，对短期稳增长至关重要，对房地产企业和就业也很关键。

当前，建设用地审批权已经下放至地方政府，建议适当增加土地供应，更多从供给侧而非需求侧去推动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即使是刺激需求侧，也不应该用增加居民成本的方式，比如靠房价上涨的预期去推动需求，而是用降低成本的方式去刺激需求，如降低住房按揭贷款利率，降低一套房首付比例，适当放松改善性二套房购买资格等。还可以增加重点城市群的经济适用房和租赁房的供给。

在推进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协同作用，在融资方式上，不应仅仅依赖于银行贷款，而是提倡发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在美国，房地产投资资金来源有70%都是来自公募或者私募发行的REITs,这有助于降低房企杠杆，有效缓解房地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值得强调的是，房地产调控政策有几个基本的原则需要坚持：（1）疫情之后，回归常态调控路线，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和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2）处理好远和近的关系，不能出台舍远求近式的强刺激方案，典型的方式是居民加杠杆和引起房价上涨预期；（3）释放刚性需求，遏制投机性炒房风潮的崛起。

第三，基建方面，空间上应该做到有的放矢，融资方式更加灵活。空间上应向重点城市群倾斜，投资领域向新型基础设施倾斜，而且，应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性。融资方式上，以长三角为例，可由上海牵头，携手浙江省、江苏省和安徽省，向全球投资者发行多币种（以人民币为主，美元、欧元和日元为辅）、多期限（3年、5年、10年或者更长）市政专项债，用于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进一步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长三角地区城际交通网络、公共服务网络的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面向全球投资者发行多币种专项债，有诸多优势：海外负利率环境下，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吸引国际投资者，避免对国内可贷资金的挤占；助力上海自贸区金融政策落地，扩大人民币资产池规模，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吸引外资，减轻外汇储备压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离不开高能级、综合性金融机构的支持，向全球发行人民币债券，有助于提升本区域金融机构能力，打造航母级投行，提升上海金融定价权。

另外，应加大对基础科学和基础性创新的投入，补充“新基建”短板。技术周期可被分为六个阶段：基础科学、科学发现、发明、开发、创新和创新的扩散，中国的研发投入主要集中在后四个阶段，尤其以创新的扩散（即应用研究）为主，基础科研投入较少，这是因为，越早期阶段的研究风险越高，回报期越长，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