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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相比于2003年的SARS，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更为深刻和全面，因为从产业结构来看，2019年，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已经接近60%，显著高于2002年的46.5%，疫情恰恰对服务业的冲击时间会更持久。

更重要的是，与2003年相比，今日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已截然不同，曾经的红利已变成今日的掣肘因素。2003年中国拥有全球化和人口双重红利，而今天，国际上是逆全球化，国内是老龄化，尤其是城市化进程遇到公共服务不足的重大短板。

与此同时，中国还面临着增速换挡、动能转换和化解债务等多重挑战。

以SARS对2003年中国经济的影响为参照系评估新冠疫情对2020年中国经济的影响，是一种静态思维，犹如刻舟求剑，得到的结果偏乐观。从1月-2月的宏观经济数据看，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冲击已经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至少可以说是近半个世纪来最严峻的挑战，因为一季度GDP增速很可能出现负增长。

新冠肺炎疫情对实体经济层面的影响从微观到宏观各个层面都已经有所体现。

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2月采购经理指数（PMI）来看，制造业PMI及其分项均创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新低；非制造业中的建筑业、商务活动与服务业PMI分别为26.6、29.6和30.1，也为金融危机以来新低；按企业规模分类，PMI指数的排序与企业规模正相关，规模越小，PMI指数越小，而且，也是近8年来新低（数据起始于2011年）；

根据实时监测数据，按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统计，自2月10日复工复产以来，各地复工率显著提升。全国百强城市复工率70%以上的城市占比约7成，一线城市复工率明显高于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结合PMI数据可以看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可能存在一定误导，高估了复工复产进程。

第一，监测数据实为开工数据，人员到岗率和企业内部采取的防控措施都将影响生产，故产能利用率回归常态仍需要一定时间，预计将等到解除响应之后才能恢复；第二，中小企业在经济与就业的重要性上来说，整体上超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但中小企业复工率显著低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六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量来看，当前复工率仅为常态时的80.5%，且近期以出现平坦化的趋势。

与短期消费密切相关的不是复工复产，而是“复市”。从高德交通大数据可以观察“复市”进度。一方面可以看出，其与发电量走势以及企业复工复产进度高度相关。以前四年平均值为参照系，2020年城市交通拥堵延迟指数显著低于往年同期，但各地存在一定的差异。截至3月中旬，主要城市的活跃度已经回复到以往的80%左右。

值得强调的是，这个数据还存在一定的偏误。原因在于，为了防范疫情，上班族更多地会选择自驾出行，这可以从城市公共交通（公交车、地铁）活跃度较以往平均水平大幅下降看出。与从业人员PMI相互校验可以看出，大量返乡人员尚未回到工作所在地，这一点也可以从铁路、公路和航空客运量中看出。

从产业链方面来看，中国作为全球价值链的中心国和“世界工厂”，中国的“停摆”不仅影响国内，还将影响全球的生产。21世纪以来，全球价值链网络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比较显著的变化是亚洲的地位提升，中国替代了日本作为亚洲和全球价值链的中心国。这就意味着，若中国的中间品出口出现延误，那下游生产商也不得不停工，除非可以找到替代品。

目前来看，手机和汽车等产业链已受影响，日产、捷豹路虎和菲亚特等汽车厂商纷纷发出停产预警，苹果公司可能不得不推迟iPhone 9的上市日期。疫情在意大利的扩散已经导致一家汽车配件厂商（MTA）被隔离，这将影响欧洲的汽车产业链。

疫情在海外的扩散又将影响中国的中间品进口，如果海外疫情在4月还未得到明显控制，那么2020年上半年的全球贸易将受到中美贸易战之后的再一次明显冲击。如果全球其他国家无法有效应对，那么供应链的破损就是必然，一场大衰退就可能近在眼前。

第一阶段虽然以对需求的冲击为主，但金融市场也有体现，首先是A股年前收盘阴跌，年后开盘后补跌，上证开盘当天跌幅7.7%，深成指8.45%，创业板6.45%，而后出现近一个月的修复。

进入到第二阶段后，则因疫情在海外的扩散和全球股市普跌的影响，A股也难幸免。疫情在国内扩散时，海外股市开启本轮熊市的第一阶段，但尚未出现“踩踏”现象，也不能算作是开启了危机模式，而是资本市场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一个正常反应。

第二阶段：外需收缩，全球价值链中断约束供给侧，金融风险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