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大众》出版一万期了呀,好大、好吉祥的数字,百年一遇的数字,怎么估价都不过分的数字!在这样的数字面前,只要与之有点联系,总会思绪万千、感慨万端的。不免就想起了与之有关的断断续续、点点滴滴的联系与往事。
我说过,将手写的字变成铅字这件事,是我整个少年时期的梦想,也是我至今不了的一个情结。而让我系上这个心结、情结的,一是书籍,二便是报纸。我那时还闹不清记者与作家的区别,总之是能将手写的字变成铅字的人都非常了不起,觉得稿费也比一般的钱或人民币什么的好听。当时在我们村试种胜利百号大地瓜的一个县农业局的技术员,据说用稿费买了一辆自行车,我即崇拜得要命。他就经常拿着载有他文章的《农村大众》给我看,他还给我买过许多小画书,鼓励我长大了也当个作家。打那,我便记住了,有一份报纸叫《农村大众》。
《农村大众》的服务意识可真强!那时,每年的春节之前,小年左右,一般都会有一个春联专版,以备农家写春联时用。有时还会登一些小节目及传统戏曲的主要唱段。那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个“每周一歌”的节目,《农村大众》也登。我现在还记得的有《公社是棵长青藤》、《学大寨、赶大寨》、《我的家乡沂蒙山》等。我之所以对此印象较深,是因为我那时刚学拉二胡,而庄上管报纸的大队会计不识谱,对那些带曲谱的歌管得不是特别紧,比较好借,我便经常借来照着拉。
我之所以罗哩罗嗦地说这些事,是想说明,《农村大众》对我这样的沂蒙山的孩子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诱因,它激发和奠定了我后来一直的梦想,也培养了我对文字的敬畏与敏感。
1968年我参军之后,做了一年连队的文书,尔后即专业地搞起了通讯报道。虽然离作家尚有一段距离,但毕竟是文字工作,可以将手写的字变成铅字。遂在军内外报纸上,发表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文字。待我从部队转业的时候,就凭着两大本剪报,被安排到了县广播站做编辑。
我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是发在部队所在地的报纸上的。1971年春节过后,为采访拥军爱民事宜,我到我所在部队支农的辽宁西部农村转了一圈儿。我了解到一位支农的战士,自学针灸为老百姓治病的事情挺感人,遂加了些合理想象及景物描写,写了篇自以为小说的《支农红医》,投给了当地的一家报纸。可当他们发出来的时候却署的是散文,并加了编者按,说本报从这一期开始,恢复已经停刊五年的“凌河”文学副刊云云。
我乐此不疲地热衷于向报纸副刊投稿便始于此。后读孙犁先生的文章,发现对副刊情有独钟的作家真是大有人在。孙犁先生云:向报纸投稿,其利有三:一为发表快；二为读者面广；三为防止文章拉长。况余初起步时,即视副刊为圣地,高不可攀,以文章能被采用为快事、幸事!至老不疲,亦完其初衷,示不忘本之意也。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及九十代初的一段,新一轮下海潮严重冲击着文学界,评奖不搞,笔会暂停,刊物也普遍不景气,一派被边缘化的惨淡景象,但报纸的副刊却始终热热闹闹,给我一个风景这边独好的感觉。那几年,我学写随笔上了瘾,竟在全国十几家报刊开设了专栏。《大众日报》及其子报《农村大众》等的副刊还经常举行各种类型的评奖,有一年,我即拿到了上述各报副刊所颁发的二十多个塑料及丝绸封面的获奖证书。
作为一个稍老一点的作者,尽管向《农村大众》投稿不多,但出版一万期,还是让我激动不已,感慨万端。我至今还谨记并怀念三件事:一是《农村大众》启迪了我的铅字情结。二是给报纸开专栏的时候,常常凌晨两三点,揣着装有刚写完稿子的信封,翻过单位宿舍的大铁门,到马路旁边的邮筒里塞稿子。三是下雨或下雪的时候,打着伞到报摊儿上买载有自己作品的报纸。——是的,我对报纸的副刊有感情,我看报纸就重点看副刊。情感系之,至老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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