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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工资保障计划所发生的争论，涉及了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两种经济理念：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经济理论。共和党深受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的影响，推崇市场经济的主张。作为芝加哥学派的领袖，上世纪7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弗里德曼反对用道德框架去指导公司的运作，他认为 “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赚取最大的利润”（Theonly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acompanyhasistomaximizeitsprofits.）弗里德曼被称为20世纪后半叶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的影响不仅在经济方面，也几乎重塑了美国社会。

与弗里德曼观点相对立的是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经济学派理论。这一学派所秉承“铁责法案”（IronLawofResponsibility，又称“长期自利法案”TheLawofLong-RunSelf-Interest），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必须与其社会权力相称”。这种社会责任所指向的社会公平，为民主党所强调。

由于小企业在这次贷款中的不公平遭遇，社会责任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关注。拜登看到了人们由于大型企业的贪婪而感到的不满和愤怒，开始把矛头指向弗里德曼的市场经济学说。在4月27日接受采访时他说：“弗里德曼已经过时了，人们将愿意解决一些长期存在的体制不平等问题”，这当然是指一味追逐资本和利润所造成的社会不公。拜登诚然无法撼动弗里德曼毕生心血所成就的学术主张，不过在现时提出社会责任，抨击大型企业的贪婪，强调改变不公平现象，不仅能够唤起社会的良知，更将打动那些濒于破产和倒闭的企业。这一主张的提出，顺时顺势，其社会效应对于共和党和特朗普来说，都是一种挑战。

工资保障计划的政治影响

工资保障计划是疫情的产物，也是美国两党政治的产物。事实上，美国疫情走至今日，两党需要共同担责。一月疫情进入美国之时，特朗普正饱受弹劾之困；二月，为了抗议特朗普关闭中美通航，佩洛西以反歧视之名号召人们去中国城就餐；三月，疫情日益严重，特朗普每天与媒体进行对抗……凡此种种，使得政府在疫情问题上，无法进行充分和及时的准备。如今，共和党希望早日恢复正常，而民主党则极力阻挠，疫情在大选之年完全被政治化。美国的两党之争，成为防控疫情的最大障碍。

虽然疫情之下，两党一致通过了工资保障计划，但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紧急纾困法案的讨论之中，其实是争相加入了自己的要求。共和党推出工资保障计划；而民主党则适时推出疫情失业救济金的发放方案，使得在疫情期间的失业人员每周能够获得救济金，数额大大超过许多人原本的工资。如果不考虑美国的财政状况，在这次疫情中，民众确实是极大受惠。也因此，许多人不愿再回去工作。

工资保障计划款项的不合理分配，极有可能引发政治危机。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迫于压力，在4月21号的媒体吹风会上谴责了这些大公司的行为，但态度模棱两可，也未指责银行。姆努钦的轻描淡写引起民主党人的指责——特朗普政府只为大企业服务。而这一指责，共和党人似乎难以开脱。

联邦政府开始修改规则，敦促大公司退还贷款，声称要对拿到200万美元贷款的公司进行审计；同时一再指出，大部分上市公司不具备贷款资格。在一片混乱和民怨之中，联邦政府为工资保障计划重又注入3100亿美元，并在4月27日上午10点开始新一轮的贷款。小企业听闻消息紧张而又急切，银行也备感压力，获取贷款的操作如同抢夺最热门的音乐会门票，或者更直白地说如同抢钱。3100亿美元很快也会用尽，而根据计算，如果要满足所有小型企业的需要，纾解其压力和困境，至少需要1万亿美元的资金。

小企业主对于工资保障计划的混乱操作深为困惑和不满，这对于特朗普来说是致命的。如果特朗普不及时表态并开始调查小企业管理局及大银行的黑箱操作，初衷良好的工资保障计划将会成为特朗普的滑铁卢。特朗普的基础选民中，包括诸多的中小企业人士。他们不仅会深深失望，而且会进而感到愤怒。对于特朗普来说，小企业主载舟覆舟，他们的态度将会决定总统选举人的命运。而特朗普很可能会因处理不当，而在2020年的大选中深受影响。

工资保障计划再一次提醒政府，在处理危机和执行方案时，他们是多么地低效和无能。这一计划也将美国的企业置于众目睽睽之下，进行良心拷问。华尔街和大公司如今赚的钵满盘满，正是时候认真考虑一下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黑石（BlackRock）投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LarryFink）曾经谆谆告诫他的客户，要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繁荣，每家公司不仅要提供财务业绩，还要展示自己是如何为社会做出积极贡献的。

这大概是这一特殊时期给人们最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