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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0亿美元的拨款不到两个星期即已告罄，而很多小企业仍然是两手空空。3000万小企业中，仅仅只有16%的小企业获得了贷款。上市公司有许多渠道可以筹集到资金，而小企业却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渠道，如果没有政府出面救助，只能无奈而绝望地等待倒闭。

上市公司攫走大额贷款，其原因当然首先与银行有关。媒体指责美国四家最大的银行（BankofAmerica；ChaseBank；WellsFargoBank和USBank），称其不公平地优先处理大客户的贷款申请，以赚取更高的佣金。工资保障计划的初衷是尽量地保护和支持小企业，尤其是餐饮、旅馆和娱乐等服务性行业。疫情之际，由于居家令的实行，这些企业不得不关闭，没有收入。它们是首先应该获得资助的企业。然而大客户带给银行的佣金更丰厚，银行难免不为所动而优先服务大型企业。

公允地说，银行和大企业固然是贪婪，但工资保障计划的失误，其实更在于设计的缺陷。

银行追逐资本，大企业追求利润，存在于二者的天性之中，说起来也是天经地义。在媒体披露贷款的去向之后，虽然已有15家上市公司表示将会退还贷款，但大部分的企业表示不会退还。因为一则他们没有违反法规，再则这些企业声称他们同样需要资金保持现有的员工。而从法律角度上来说，银行选择性地进行操作，也并没有什么漏洞。大企业既是银行的VIP客户，又有专人负责其文件准备，银行在第一时间处理其申请显得无可挑剔。

不同于传统的贷款程序，银行首先要对贷款方进行资格审核，在这一次贷款过程中，银行只是要求贷款方进行自我确证，确定自己在资格方面合格，在申报内容方面属实。所以，这是更多地建立在诚信机制上的一次大型贷款计划。长久以来，美国在许多方面依赖诚信制度。细小处如在许多场合进行的年龄核实，重大处如报税，皆是仰赖于每个人的诚实。诚信制度曾经非常有效，但是当今之日，世风日下，美国的诚信制度实际也已经接近破产。这也是为何美国在税表之中，增加了越来越多的信息核审部分。工资保障计划不幸依赖于这样一个濒近破碎的体系，其执行过程之中所将遇到的困难和麻烦，就基本可以预料。

对于500人的上市公司来说，证实自己在财务上的困境，并非难事。即便他们有更多的渠道筹集到资金，但经济在衰退，财务在缩紧，也是一个普遍的事实。然而一家上市公司所获取的贷款，往往相当于成百上千的小企业可获得的金额，事实上使数量巨大的小企业微小却是重要的希望破灭。但是在法案没有做出更详细的规定之前，要求大公司退出贷款，实际上是以一种略显抽象的伦理标准，去要求企业行事；而要求银行对大、小企业一视同仁，亦是基于同样的标准。两种要求在执行过程中，皆是有所勉为其难。

银行的抱怨也有许多。4月1日是贷款计划实施的前一天，有些银行的总裁在这一天还在给华盛顿的官员打电话，要求给予更多的时间理解工资保障法案。贷款计划在4月2日10点钟开始实施，可是银行直到当天的几个小时之前，才收到财政部关于此项计划的细则。申请过程中，由于计划的要求并不明确，银行的各种表格一改再改，引得一片怨声载道。更令人不解的是，财政部似乎未就3000万中小企业所需资金进行计算，未能预料计划与现实要求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异。4月2日，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向人们夸口说，企业一天以后就会收到贷款，可是两个星期之后，许多企业仍然毫无所获。

工资保障计划的第一次贷款行动，以一片狼藉收场，而华尔街日报则将此称作为合法欺诈（Legallyfraud）。

社会责任

工资保障计划实施所引起的民怨，凸显了企业在利润和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工资保障计划实际上不仅意在救济市场和中小企业，更是为了提振民心，并让民众重新建立起对政府的信心。但是第一轮贷款结束，人们看到的几乎只是负面效应：获得贷款的大企业，立刻陷入公关危机，企业形象和信誉深受打击；两手空空的小企业，则对政府感到失望。

银行和大企业在这场贷款行动中，虽然一切循法，却忽视了其社会责任。他们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似乎进行了一种更大更为可耻的欺诈。这一瞬间，人们也许会怀念起嫉富如仇的伊丽莎白·沃伦和伯尼·桑德斯。他们对银行和大企业进行严格监管的政治主张，在此时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而民主党的种种理念也更显其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