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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以代加工起家的品牌，始终没能在模仿和输入的同时，探寻出自己的风格。本土男装产业，仍然尴尬地粘贴复制欧美风、日韩风、英伦风，停留在服装生产的初级阶段，未能形成一个时尚产业。

没有自己风格的本土男装品牌，又如何帮助中国男性变得时尚呢？

当然，我们的男装品牌也许并不在乎男装是丑是美。海澜之家好几年前就开始搞女装，2016年女装增长幅度超过了男装，后来女装也卖不动了，又打起了童装的主意，要做中国“全家人的衣柜”。

男装？就让它继续尴尬着吧。

不务正业的中国男装

中国男装并非一直这么尴尬，曾经既有风格，又讲究得体。

早在19世纪末，宁波红帮裁缝做的西装就已美名在外，业务开拓到了日本横滨、东京、神户。

“匠心”这个被玩坏了的词，用来形容宁波红帮制作的西装再合适不过了。今天斥巨资出国定制的西装，都不见得比宁波红帮讲究。

在他们的店铺定制西装，需要130多道工序，绝大多数缝纫都是手工进行。裁缝们能凭借一双眼睛“以目测量”，如果客户在外国电影里看上了哪款衣服，他们都能依样复制。梅兰芳和程砚秋这样挑剔的梨园艺人，都是他们的熟客。

在当时，这些时尚的洋装只有少数城市中产或知识精英才能买得起，时尚之门对普罗大众彻底打开，要等到大半个世纪后的改革开放。

1979年，法国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带着12名外模，在北京文化宫上演了中国第一场时装表演。这之后，美国和日本的时装表演队相继来中国表演。没多久，中国人开始了自己的时尚模特秀。

1987年，日本电影《望乡》和《追捕》风靡中国，剧中主角穿的喇叭裤迅速感染了爱时髦的年轻人。大街上，穿喇叭裤、戴墨镜、留长发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引来不少非议。

当时一首流行歌《艳粉街》唱道：“有一天一个长头发的大哥哥在艳粉街中走过，他的喇叭裤时髦又特别，他因此惹上了祸，被街道上的大妈押送他游街……”

为此，《中国青年报》还特意写了一篇评论：“中国唐代壁画飞天，里面舞蹈的人不都穿着喇叭裤吗？所以喇叭裤源于中国，不是西方的，是我们民族的。”

一篇文章，让保守的老人家无话可说。自此，中国人的着装越来越个性化，男装企业也迎来了它们的黄金时代。

在宁波，当年的“红帮裁缝”有一部分进入了国营制衣厂或棉纺厂，在国营厂逐渐没落的时候领导企业改制。雅戈尔、杉杉西装，以及后来的太平鸟，就是在这个阶段兴起。

距离宁波不远，最会做生意的温州人也紧跟脚步，在1990年代初期，温州相继成立了近2000家服装企业，“报喜鸟”“美特斯邦威”“森马”都在其中。

广州服装产业也愈加繁荣。许多成熟的香港服装品牌，比如佐丹奴、堡狮龙进驻广州。大量港资服装企业还把生产地转到广州，真维斯的杨氏兄弟，就在1995年把工厂搬回了惠州。

站在风口，男装企业只需有样学样，请明星代言，广告轰炸就能直奔巅峰。在黄金时期，杉杉西服的市场占有率一度高达37.4%。而市场上每卖出12件衬衫，就有一件是雅戈尔的。2011年，美特斯邦威的营收达到了99.45亿元。

可惜的是，拿着卖男装赚来的大把钞票，没有人停下来好好琢磨服装设计。

杉杉服饰“不务正业”，转去开发锂电池、投资民营医院，还准备在吐鲁番、桂林尧山等景区开发文旅小镇，想承包的东西比《杉杉来了》的“鱼塘主”张翰还多。

雅戈尔开始投资房地产，前不久刚拿下温州核心地块，雄心勃勃要大干一场；更令人看不懂的是，雅戈尔还在宁波开了家动物园，2017年闹出了一次游客被老虎叼入园内咬死的惨剧。

美邦创始人不顾马云的劝说，坚持烧钱自建电商平台，结果一败涂地，只得到一句感慨：“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住诱惑；要做正确的乌龟，不要做错误的兔子。”

没有重来的机会了。2012年，受Zara、H&M等国际快消服装品牌的冲击，中国消费者的时尚选择翻倍增长，再加上网上购物的兴起，本土男装的路注定会越来越艰难。

更遗憾的是，中国男装从模仿到创造的时机，可能已经白白错过了。

本土男装面对国际快时尚品牌的冲击，几无招架之力。

有男装，没有男装文化

1960年以前，日本也是一个时尚荒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