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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春节一过，上下游如期开工，生产接续不存在什么问题。今年受疫情影响，供应商延期开工，订单又多，物料库存就出现大的缺口。”张戈说。

　　当时，疫情还在蔓延，江铃集团的生产压力，再一次传到了武汉博世华域，也传到了产业链上的其他公司。

　　2月11日，穆大川在隔离满14天后，为赶回工厂准备第二次复工，从山东坐飞机到上海，然后租车开了11个小时才回到武汉。

　　对穆大川来说，第二次复工还没开始，就遇到不小的困难，“有的员工父母第一次让孩子出来后，第二次死活不同意，说话比较直，就说‘不要命了，孩子万一感染了怎么办，不能再去了’。”

　　人事经理刘蓓记得，在2月中旬，很多家庭聚集性感染病例暴发，武汉疫情管控越来越严，员工第二次回厂复工，下班后不能再回家，都统一住在工厂宿舍。

　　家住江夏区的员工秦秋实，负责车间的设备维修。设备重启总会遇到一些故障，每次复工都缺不了他。

　　第二次去复工那天，之前开车接他的同事，临时有事去不了，他又不想麻烦其他人，就骑了15公里的单车，花2个多小时才到工厂。

　　“父母害怕我出去得这个病，感染了还要隔离治疗，挺担心的。”24岁的秦秋实觉得，不能因为自己耽误救护车生产，“如果病人得不到及时治疗，得失去多少生命！”

　　那几天，刘蓓花了不少心思，把公司一道道的防护措施，拍成照片和短视频，并让员工转给他们的家人，希望能打消家人的顾虑。

　　2月21日，武汉博世华域第二次重启复工。这次复工的零部件需求量大，需要协调上游十几家供应商供货。

　　武汉嘉迅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尤照慈，也是在这个时间点，从江苏徐州老家赶回了武汉。

　　公司距离武汉博世华域只有5公里，主要生产转向机的壳体，是后者的核心部件供应商。

　　武汉博世华域第一次复工时，尤照慈的公司尚有部分库存，没有同步复工，只是安排车辆把产品送到对方厂里。

　　等到对方第二次复工时，自己的库存也消化完了。在江铃和博世华域的共同协调下，尤照慈也紧急组织13名员工返厂复工。

　　抱团取暖共渡时艰

　　武汉博世华域第二次复工持续到3月11日。在这期间，除了就近的嘉迅汽配等公司，穆大川还要协调山东、安徽、上海等地的供货商。物流受阻成了最大的障碍。

　　以往零部件单次需求量不高，物流以拼单为主。疫情期间，拼单尚未恢复，只能协调专车到供应商厂家提货。

　　“由于总部是合资企业，合规要求很高，凡事都要先走流程。我们当时能联系到的物流公司，并不在供应商名单里，要走特殊流程，前前后后花了不少精力克服这些困难。”穆大川说，专车运费比拼单高了3-5倍，当时车源非常少，还经历过运费涨了10倍的情况。

　　此外，转向机生产出来后，必须用专车运到江西的一个服务区进行消杀，再由江铃集团派车拉走。

　　“生产节奏很紧张，今天到的零件，明天就要用，踩着点生产。一旦无法及时送到仓库，明天可能就要停生产线。”张戈说。

　　据张戈证实，尽管成本有所增加，但是武汉博世华域供应的转向机，仍按照之前商谈的价格结算。

　　“据我所知，有些供应商为了满足供货要求，甚至紧急空运进口一些零部件。”张戈说，以前物流费用会算在报价里，他们不再额外承担。疫情中经过双方沟通，共同承担了部分物流费用。

　　“尽量让供应商少亏一些，大家都在不计成本保障救护车生产。”他说。

　　穆大川保守估算，3月11日之前，为了支持救护车生产，算上运费、员工补助等开支，两次复工额外投入八九十万元，去掉产品的利润，赔了约50万元。

　　“公司不能不考虑收益，但这时候不能计较太多，不能影响到救护车的生产。”穆大川说。

　　尤照慈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为给转向机提供零部件，临时复工将近一个月时间，亏了150万元。

　　但这位供应商同时坦言，即便没有提前复工支援救护车生产，企业也会亏损，“固定资产折旧和员工工资占了大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