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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9月6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做了一个演讲，提到，过去10多年来，世界经济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世界变“深”了。万物可以互联，彼此可以互探。你的手机能连上你的闹钟，也能控制你的空调，还能跟你的汽车对话。每一件事物都在变“深”，这种变化趋势正在成为全球化，尤其是中美贸易和技术关系中最大的挑战。

　　过去，中美之间的贸易是“浅层”的贸易。中国购买美国的大豆和飞机，美国购买中国的鞋子和玩具。大豆和鞋子之间不会互相沟通，飞机和玩具之间也不会互相对话，所以，这样的贸易是可控的。

　　如今，中美贸易开始进入一个我们从未到过的领域，双方交易的商品和服务开始涉及智能手机、人工智能系统、5G基础设施、量子计算、电动汽车和机器人。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也会带来一种内心深处的不安。美国人会想，假如我买了一部中国的智能手机，可能意味着我的个人资料会被一家中国公司获取吗？那么，它会用这部手机监控我吗？当然，按照这个思路去反推，中国人也有可能会对美国技术提出同样的疑问。

　　于是，我们看到，全球化和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都在销售能够深入对方社会的技术，但双方还没有发展起足够的信任，无法放心地购买并安装使用这些重要的技术。弗里德曼说：“如果能彼此信任，我们可以走得远、走得快。但如果没有信任，走远、走快也就无从实现。”

　　在需求、技术和信任这三个影响全球供应链变化的因素中，信任显然是最为重要的。信任甚至已经改变了全球生产网络的本质。

　　回顾全球化的发展，我们能够看到，最早的全球生产网络是“互联网”。这时候，全球化是一个技术问题：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国家、企业和个人连接起来？怎么把数据用最快、最可靠的方式传输过去？怎么建立自己的数据库，发现新的算法？

　　之后，全球生产网络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互利网”。这时候，全球化是个经济问题：有哪些机会可以让我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企业和人合作？我能不能把生产环节外包出去？我能不能把服务外包出去？我能把产品和服务卖给外国人吗？我能收外国企业的专利费和版权费吗？虽然存在着体制的差异、观点的分歧，但政治和经济问题是可以分割的，连接在全球生产网络上的每一个企业关心的只是赚钱，只要有互利的机会，双方就能达成合作。

　　如今，全球生产网络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正式演变为“互信网”。这时候，全球化会牵扯到政治、文化，甚至是心理问题。经济利益无法独自发言，房间里的声音变得更加嘈杂。你会不会偷走我的技术，抢走我的工作机会？你的生产过程中有没有让我不舒服的地方，比如，你有没有关心环保和气候变化？你是哪个国家的企业？你有没有尊重我的价值观，甚至你有没有认同我的价值观？你有没有讲我不喜欢的话？

　　技术一旦实现了突破，就不会再出现倒退。经济一旦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就会把根扎得很深。唯独信任是反复变化、随风摇摆、境由心生的。信任是这个世界上最脆弱的东西，我们又该怎样把全球生产网络建立在如此脆弱的基础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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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新朋友

　　寻找和你志同道合的人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全球化要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而信任是最脆弱的，你只能先找到“小部落”中达到最低门槛的信任。增长停滞、贫富分化、阶层固化，这些社会问题撕裂了全球经济，民粹主义泛滥的速度远比荒漠化的速度更快。但是，在一片民粹主义的沙漠之中，依然存在着全球化的绿洲，而这些绿洲连点成线，就是新的丝绸之路。

　　我在这两年的调研中，隐约看到了一个新物种的出现。这是一群特立独行的人，我们可以把他们叫作“全球游民”。

　　他们关心的是技术和创新会把人类带到什么样的未来，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怎样回到过去的假想的“黄金时代”。他们好奇、乐观、朝气蓬勃，他们经常跳出常规的思维框架，有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他们不受地理的限制，无论是在硅谷的帕洛阿尔托，还是在深圳的南山，无论是在伦敦，还是在上海，他们正在做的事情都一样。他们的团队往往是跨文化、跨学科的，他们身上有某种特质，你可以在万人丛中一眼识别出来。我有时候想，如果我们注定会经历一次社会经济环境的巨变，那么，“全球游民”会不会是第一批上岸的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