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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船，并不意味着就能实现经济腾飞，毕竟，能够上船的乘客很多，有的坐一等舱，有的坐二等舱，有的只能到甲板下面坐三等舱。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意味着把自己的船舱让了出来，中国有了升舱的机会。

　　细说起来，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趋势始于20世纪80年代经济自由主义的兴起。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了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所以在英国有撒切尔主义，在美国有里根革命。这种思潮也给企业的管理带来了冲击，经济自由主义告诉企业家们，企业的目标就是让股东利益最大化。可是，员工的利益、供应商的利益、消费者的利益、社区的利益呢？对不起，那都得靠边站了。

　　这其实是在用做金融的思路做企业——如果想让股东利益最大化，制造业企业就得剥离“非核心资产”。说白了，就是把能卖的都卖掉，把能外包的都外包，这样一来企业就变得“轻资产”了。同样还是赚这么多钱，但用的资产少了，财务报表就好看多了，公司的股票价格就会涨，股东们当然高兴了。

　　举个例子，当年被商界奉为神明的通用电气(GE)CEO杰克·韦尔奇就是这么干的。从1981年到2001年，韦尔奇担任GE的CEO，一方面出售跟制造业相关的业务——小型家电、半导体、移动通信等都卖了，另一方面积极收购金融公司。事实上，韦尔奇已经把GE变身为一家金融企业了。当时，大家都说韦尔奇是个传奇，后来才醒悟过来：伟创力、捷普、台积电、广达、富士康，都是在这个时候兴起的。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美国的制造业外流了。1960年，美国的制造业达到巅峰，29%的美国就业者受雇于制造业，如今只雇用了10%的美国就业者。最重要的是，制造业空心化损害了美国的技术创新。一个国家的真正实力来自其创新能力，而创新是在实践中踩出来的一条路。

　　大部分创新都跟生产有关。从创新到生产，大概要经历实验室研发、原型机、小规模量产和大规模量产4个步骤。实验室研发是把道理想清楚，原型机是把想清楚的道理变成一个看得见的实物，小规模量产是测试一下这东西能不能被造出来，大规模量产才是要见真章，要经受市场的考验。由于美国的大企业热衷于剥离自己的核心资产、兼并收购别人的资产，天天玩“乾坤大挪移”的游戏，最后，虽然美国企业在研发方面还有优势，但缺乏了制造商，美国的发明创新很难在本国实现大规模量产。

　　美国自己的失策导致制造业流出美国，而中国借着这个机会，实现了制造业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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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竞争力

　　了解了全球供应链如何生成后，中国所处的地位如何？

　　我们知道，有的行业技术水平高，有的行业技术水平低，比如，造飞机的肯定比造鞋子的技术水平更高。但手机和手表，飞机和火箭，谁的技术水平更高？衡量不同行业的技术水平，其实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找到直接的答案，那么可以通过迂回的方法，找到“代理变量”。

　　哈佛大学有三位经济学家，分别是豪斯曼、黄和罗德里克，他们提出：能不能用收入水平作为产品技术水平的代理变量？

　　虽然很难说清楚产品的技术水平，但我们比较容易看出来哪个国家更先进，用人均GDP就可以猜得八九不离十。我们旅游时在大街上走一走，大体就能判断出来这个国家或城市的人均GDP水平。比如，马来西亚的人均GDP比泰国略高，而班加罗尔的人均GDP不如成都。

　　受到这种思路的启发，三人提出：高收入国家倾向于出口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所以如果一种产品的世界出口份额更多是由高收入国家贡献的，那就有理由认为这种产品的技术含量更高。必须说明的是，这种方法并非十全十美，对于单个产品而言，或者只做两种产品之间的比较，很可能存在偏差。但如果将这种方法用于更多的产品上，那么即使少数产品之间的比较存在偏差，从整体来看，收入水平与产品技术水平的排序也应该是大致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下，用收入水平观察产品技术水平就有其合理性，这也是当前学术界广泛应用该方法的主要原因。

　　我们一共观察了163个样本国家，考察的时间跨度为2000年到2017年。

　　第一步是用贸易数据和人均GDP数据计算出产品的技术密集度。我们一共考察了5057种产品。然后，我们又将5057种产品按照技术密集度从低到高排序，分为4组。也就是说，排名最低的25%的产品组记为第一类产品，即技术密集度最低的产品。第二类产品是技术水平中下等的，第三类产品是技术水平中上等的，第四类产品是技术密集度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