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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以来，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从未有过的严控措施，包括国家间、城市间、社区间的隔离，封锁彼此的交通和人员往来。这是二战结束后从未出现过的新现象。毫无疑问，世界经济正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挑战。一旦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控制不住，有可能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危机。世界经济衰退的风险加剧，中国也不能独善其身，我们应及早准备，采取多项措施稳外贸、稳外资、稳就业。

　　对当今世界经济形势的分析与判断

　　疫情在全球范围的扩散和蔓延造成了巨大恐慌。从3月9日开始，美股在10天内4次熔断；维也纳国际能源会议谈判失败，国际油价狂跌。3月中旬之后，美国的疫情日益严重，市场对于经济衰退的恐慌更加难以遏制，出现了股市、债市、黄金等全跌的现象。美联储于3月17日启动了各种短期的流动性供给机制，3月23日更是火力全开，宣布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所有开放式的资产购买，建立一个新的计划用以支持信贷向雇主、消费者、企业的流动等。美联储的这套组合拳对稳定市场信心起到了一定作用，有利于提振实体经济，应对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外部冲击。

　　疫情本身只是一种外在的冲击和变化，它不过是加剧了全球化的分裂和全球经济的衰退，而非问题的根本所在。当前全球都处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不能再用以往依据某个国家比如美国宏观经济周期或者资本市场的情况对世界经济形势进行研判，也不能简单地按照金融市场如2007年至2008年危机的经验来观察，而是需要从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视角来分析，或许会从中发现一些“确定性”，并寻找出此次疫情为何可能成为世界经济衰退的加速器。

　　现阶段世界经济积累着四五十年来的多重矛盾与问题负重前行，当前至少存在两大风险：

　　第一，国际分工的运行机制出了大问题。从世界经济的宏观视角观察，该问题主要表现为：宏观层面的全球经济规则不再统一；微观层面的价值链或产业链出现“脱钩”的迹象。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疫情全球大流行后主要国家采取了边境控制、中断交往等措施，使得二战以来微观层面不断趋于深化发展的国际分工机制出现了严重问题。此外，疫情发生后主要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但没有得到加强，相互指责、攻击的声音反而不时出现，这些行为不利于弥合全球化的裂痕，很可能造成相反的效果。正是基于上述几方面原因，业已出现的全球化分裂的裂痕将更加扩大。期望世界经济短期内复苏甚至实现快速增长是非常困难的。

　　第二，在应对危机的政策手段上全球进入了一个“非理性时代”。一些主要国家已经走上了一条僵化的道路：用货币政策取代财政政策，用超级宽松的货币投放缓和危机。自1980年以来，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已经不再是生产过剩而是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加入WTO，以及东欧剧变后原计划经济国家走上转轨道路，全球范围内可以被纳入到传统国际分工体系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被吸纳完毕，世界经济竞争系统在平面地理空间上的布局已经完成。在此过程中，只有美国通过经济金融化开辟出立体的空间意义上的新竞争系统——高度发达的具有广度与深度的金融市场。这对美国而言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对内是经济高度金融化，拥有全球竞争优势的金融服务业，对外则是“美元体系”的全球拓展与运行。在上述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自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开始，所有全球经济危机不再源于生产过剩，而是由货币金融危机引发。

　　如此，我们才可以看清楚近四十年来尤其是2008年以来，为什么主要国家基本上都是用“救市”的方式来对经济问题进行金融化处理，借新债还旧债，全球经济的恢复基本上都是依靠宽松的货币政策修整长期存在的问题，实际上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比如欧债问题、次贷问题等，都不同程度地遗留着许多问题。从现阶段主要发达国家应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对策来看，凯恩斯式的财政政策日益陷入困境，货币政策越来越成为经济政策的主导力量，印钞、货币放水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从目前全球主要国家央行的表现来看，几乎都是通过货币放水漫灌的方式来压问题——以新债务覆盖旧债务，然而欧洲、日本的利率已经为负，美联储也已将利率降到0，传统货币政策已几乎没有空间。

　　2008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增长，大体上都是通过货币政策放水“救市”的办法实现的，没有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没有新兴产业的拉动，有的只是业已成熟的实体经济部门在全球范围内通过产业链的不断延长、深化来带动，也就是靠着微观层面的全球化勉强拉动世界经济实现3%以下的增长（2010年至2011年和2017年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