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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这一轮放开限购建议的提出，尽管各方也有争论，但以目前的发展形式看，解除、放松限购以刺激汽车消费已势在必行。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付于武认为，当前，救市最有效的措施是推动地方政府取消或部分取消汽车限购。“非常时期，特别要释放市场活力，提振消费者的信心，满足老百姓对汽车的消费需求，这是硬道理。”付于武说。但他也强调要根据城市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切忌一刀切。北京、上海这种庞大需求被限购抑制的城市，也应该增加车牌的供给。

　　清华大学汽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显君也认为，恢复销量增长最立竿见影的政策就是解除限购。“解除限购能刺激有刚性需求的消费者购车，像北京、杭州等限购城市应该能释放250万～300万辆的销量。解除限购以后，整个汽车产业的供应链、服务链都会被带动。”李显君表示，2020年初的这次疫情很突然，对很多产业都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汽车产业也不例外。但汽车产业的下滑是从去年和前年就开始了，这次疫情作为影响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加快了这种下滑速度。在市场加速洗牌的同时，汽车企业更要关注外部环境，制定理性的战略目标，抵抗脆弱。同时政策应尽量松绑，一方面是激发市场活力，另一方面，新能源汽车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也需要在市场中得到锤炼。

　　放开限购，大家最为担心的是激增的汽车对城市交通、基建等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而这无疑正是对城市综合治理水平的考验。李显君表示：“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要有节奏地放开限购，这就在考验一个地方政府交通管理水平了。我相信政府针对汽车产业及交通的相关政策能够借助疫情这个契机得以调整。”

　　增加车牌的供给之外，付于武还强调要特别鼓励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同时，要特别重视节能型小排量汽车的发展，增加道路的容积，必须坚定不移的引导汽车消费向小型化发展，要向日本和欧洲学习。

　　►税收调节当有策略

　　事实上，当前的汽车行业发展，从国家政策看，各项大政方针已经到位，而要真正刺激消费，还需要更多更接地气、易实施的政策。

　　首先最突出的就是与消费者购车直接相关的税收调节。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人士提出，将个人购车支出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尤其是对个人购买节能环保或新能源汽车，允许其将购车支出分年度扣除，促进汽车消费；调整小排量（1.6L及以下）乘用车购置税率，加大汽车下乡刺激性政策。调整车辆购置税率，对小排量（1.6L及以下）永久实施更低税率。并结合近期发布的汽车下乡政策，制定细化方案，促进农用车转购轻型乘用车，以现金补贴、减免车辆购置税、纳入个税抵扣、降低汽车使用成本等多种形式，促进汽车市场消费增长；实施国三排放车辆置换购置税减免补贴。用3年时间，将现有约2000万辆国三排放车全部置换，每年可新增600万～700万辆的销量，淘汰旧车再加大对海外出口支持，鼓励二手车出口，提高出口退税。既解决环保担忧，又实现消费升级，拉动内需。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建议，汽车购置税暂时减半征收。实施购置税减半政策虽然在购置税环节有所减少，但它提升了消费税与增值税方面，对国家总税收是一个利好的情况。崔东树甚至还提出，采用购车抵个税的措施来长期地推动换购稳定增长。“实行专项附加扣除是个税制度的重要举措。目前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对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和赡养老人等6项专项有附加扣除的规定。这对增加居民收入、促进消费具有积极作用。个税减免的政策是有利于居民消费的利好政策，家庭购车应该与购房享受同样的免个税政策。比如每个家庭三年内有一次购车免税机会，购车可免除5000元个税。在缴纳车购税后，分5个月抵冲5000元个税。这样既能促进消费，也平衡私人把车辆挂靠公司抵税的不公平税收问题，促进税收公平。”崔东树表示，目前私人个人所得税调整，增加免税扣除项，应该把家庭车辆购买纳入抵税范围，否则车辆都挂到单位名下，虚增财务成本，形成税收推动的消费畸形问题。新车购车有购置税等纳税信息，很容易联网确认，因此对纳税的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