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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美国商会2019年5月对会员企业进行的关税影响调查，为了应对关税的影响，35.3%的受访者采用“在中国，为中国生产”的策略，或33.2%推迟和取消投资决定，并且约39.7%的受访者正在考虑将制造工厂迁至中国境外。

　　可以说，病毒危机可能把接近40%基于关税问题、已经有外移意向的美国企业推向行动。加上前述上海美国商会调查的结果显示，三分之一的会员公司计划在工厂无法开业的情况下将业务迁出中国。这意味着如果供应链中断的情况持续下去，至少30%到40%的在华美国企业可能考虑把部分业务迁出中国。

　　供应链中断已超越中国

　　随着疫情向世界扩展，供应链的问题也越发复杂。Resilinc在3月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这场危机的严重程度不仅限于中国境内，事实上已经向其他亚洲和欧洲国家延烧。

　　从产业划分来看，消费品领域已经全面可以观察到了成品库存缓冲区减少、下单到交货之间的期间推迟、订单交货延迟、供应商按配给供货、生产线停摆、为客户配给产量、收入损失等种种现象。在高科技与消费电子产品、汽车、工业、重型机械、半导体和医疗设备等领域，上述现象也已大面积出现。

　　如果检疫造成的停工持续到3月底，所有这些产业都可能经历前述的这些供应链失调状态。Resilinc首席执行官本迪亚·瓦基尔(Bindiya Vakil)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由于供应链的性质不同，高科技和生命科学等更专业的行业面临最大风险。

　　另外值得观察的是制造业对亚洲的依赖。全球制造业产出的50%以上来自亚洲，2019年亚洲制造业GDP超过7.1万亿美元，其中的三大支柱是分别中国(4.1万亿美元，占亚洲的58.3%)；日本(1万亿美元，14.7%)；和韩国(5000亿美元，6.3%)。

　　在3月初，中国有36000种以上的零部件、9000家以上的工厂、1500个以上独特的一级/次级供应商受到疫情影响。而韩国、日本和意大利，分别都有数以千计的零部件、工厂和独特的一级/次级供应商受到影响。

　　整体而言，到3月2日为止，中国大陆有10.8%的供应商面临中断、韩国有11.2%、日本估计可能有5%~10%、而台湾地区估计可能有6%~9%。

　　这些Resilinc数据显示，供应链的冲击远远超出中国，并且已在亚洲和欧洲不同国家和地区出现。

　　这些风险，由于员工无法上班或政府旅行限制造成的利润损失，通常不会触发财产保险的理赔。业务中断险通常限于对指定客户或供应商的财产进行直接的物资损害赔偿，由于冠状病毒并未对财产造成物质上的损害，因此通常不会引发此类保险对经济损失的赔偿。

　　贸易中断险涵盖了因贸易流量中断而导致的收入损失、不可预见的成本和合同罚款。由于通常此类保险并不要求对货物或其运输造成直接的物资损失，或许可以为企业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

　　但是企业不但需要表面上以“买保险”来防止经济上的损失，更要借多元化、数字化管理供应链来以无形的方式“买保险”。

　　中美两国可能的应对策略

　　如果供应链的中断造成类似2007年~2008年金融危机所导致的股市动荡或崩盘，美国监管机构如证券交易委员会有可能要求上市公司，在未来强制性地披露其供应链集中程度的信息。美国政府虽然可能要求某些具有国家安全和医疗卫生意义的产业将供应链和生产链迁回国内，但是它的资本主义体系将会阻止联邦政府用硬性规定迫使更多层面的企业回国，更多可能是通过税务和其他政策优惠来吸引企业回归。

　　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在1月30日发表了不被人待见的评论，表示新冠病毒虽然不幸，但将导致美国公司重新考虑它们的全球供应链，并最终“帮助加速”就业岗位回归美国。事实上，中国美国商会在2019年5月对会员企业进行的关税影响调查显示，对于那些将制造业从中国转出的企业，东南亚(24.7%)和墨西哥(10.5%)是它们的首选，少于6%的受访者表示将回归“美国制造”。

　　同时也有评论家认为，大量供应链将从中国撤到越南是一种谬论，部分原因是未能认识到越南(或者南亚、东南亚任何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与中国之间规模的巨大差异，这阻碍了越南等国的吸收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