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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学者认为，除了国家卫健委要求公布的确诊、重症、疑似以及确诊病例发病时间、收治信息等基本情况外，各地对疫情信息公开的做法和程度有所差别。这与当地疫情发展情况相关，也与各地政府的依法行政理念、治理能力相关。

天津市相关部门的信息公开就详尽到了确诊病例活动过的轨迹，如“在东平东区服务区买了烧鸡”“在长椅上休息（没住宿）”“在泥人张买了泥人”……一位天津网友说：“（这些消息）还在屏幕不停滚动，生怕你看不见。”

2月3日晚，“福尔摩斯式破解病毒传染迷局”冲上了微博热搜，这是天津市信息公开的缩影。这条热搜下的视频内容是2月2日天津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室主任张颖在新闻发布会上对某百货大楼的5例确诊病例的分析。约10分钟内，张颖几乎完全脱稿梳理了5位患者在流行病学上的关联性，以及天津市如何追溯、构建5例确诊病例之间的关系。

2月6日，最新一期的“成都发布”也公布了全市97个确诊病例停留过的68个小区和场所。

在吕艳滨看来，各地政府的疫情信息公开关键要有需求导向，群众需要什么就公开什么，而不是拘泥于固定的法律条文。群众有需求，政府有回应，这才是好的政府治理。

“法律法规不可能事无巨细或者预想到未来可能发生的疫情，但管理者需要遵守法律的原则和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的精神，从最大限度满足公众需求的角度去探索怎么公开更好。”吕艳滨说。

公众健康权知情权和个人信息保护如何平衡

1月30日晚，深圳市卫健委首次公布了31个确诊病例活动过的小区和场所，其中，南山区的德意名居在列，但具体的门牌号码、名字等信息，都被隐去了。

“发布确诊病患确诊前的行动轨迹应该尽可能详细，有助于密切接触者自我观察、及时就医，有的地方还发布了确诊病例的感染路径分析，便于公众加强自我防护”，吕艳滨说，类似这种信息公开只要没有指名道姓、不能识别特定的人，就没有侵犯公民个人的隐私权，而且，尽到了善意提醒的作用，有助于寻找密切接触者和提示有关人员自我观察。

林鸿潮则表示，发布这些信息的同时，只要不公布个人信息，看到这些信息的公众找不到这个人，就不会对个人信息保护造成损害。

“公开患者的一些信息对于加强防控有必要，如感染的途径、救治的效果，但必须以切实保障当事人隐私为前提，除非当事人自己允许披露更多信息。”吕艳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