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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需求对于现在的中国至关重要，而国内需求应该尽可能以消费的形式呈现，但是当前中国的消费总量仅占GDP的59%，与往年同期的正常水平相比仍然较低。在当前的危机时期，无法估计真实的消费能力，因为人们会担心、没信心花钱，对投资也会进行审慎的评估。因此，关键问题在于中国如何利用投资实现经济复苏。这与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情况类似，当时，中国进行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针对危机进行的投资，该笔投资额在2008年已经算很高的比例，占总GDP的41%，后又将其升至46%到47%。各位从图表中看到，中国当时主要通过扩大对住房和基础设施的投资来实现。它催生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建筑热潮，维持了当时的经济发展，并在2009年创造了1200万个新的城市就业机会，尽管出口额的增速有所放缓。

但这还带来了三个严重的问题。首先是大量的投资浪费。房地产变成了一种投资取巧行为。49%的中国城市居民拥有一套以上的住房，20%或更多的公寓是空置的，许多甚至从未有人居住过。二三四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存在很大的产能过剩。第二点是金融体系的杠杆率从GDP的150%上升到250%。发生的第三件事是空气中悬浮物变成了碳密集型，碳排放在4年内从1.5千吨上升到10千吨。因此，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不浪费投资、不抬高杠杆率和增加排放量的条件下，估算出需要投资的经济规模。这其中的关键是要明白不同形式的投资会对短期经济和长期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

今天在中国有一个重要的争论，是应该支持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即道路、水、房地产、高速公路、机场等等涉及混凝土浇注和钢铁的东西，还是应该支持新型投资，即5G、人工智能、物联网、充电基础设施，还是应该支持介于两者之间的某些人声称的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即地铁系统中的高铁。我认为很明显，中国应该支持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这将有助于中国经济在未来持续具有竞争力。

但也必须认识到，像5G和人工智能这类投资在短期内创造就业机会的潜力有限。这是因为新型基础设施所需的投资总额并不是很大。这是CCID和中国研究院对未来6年新型基础设施所需投资总额的估计。所有这些领域的直接投资只有9.3万亿元人民币，但我们注意到大部分投资都在铁路，而不是电信和信息技术。如果去掉这些，那么未来6年的平均投资额将为0.8万亿，不到中国GDP的1%。所以我们必须面对现实，这些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资只会相当于增加了3%的传统基础设施投资额。

因此，就像2009年一样，中国目前面临着一种危险，即建造楼房的方式会产生大量的碳排放和投资浪费。因此，我们应该寻找的是各种形式的投资，这些投资可对经济进行慎重的评估，同时也有助于推动未来的经济。我们相信可再生能源投资就是一个很好的形式，我们也相信在传统领域要确保投资尽可能的环保。

这就是我们认为的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三种形式的投资当中，传统投资必然是最大的一部分，但就像在英国和欧洲一样，我们需要让它尽可能的环保。我们需要建设绿色宜居城市，我们要意识到在没有大量污染的情况下，城市是多么具有吸引力，我们需要提高我们建筑的能源效率。这是最大的阻碍，你可以进行大量的短期评估，但如果我们做的没错，它也将帮助我们建立所需的未来经济。

我们也应该大力投资与新基础设施相关的可再生能源，以创造未来的绿色和数字经济。周三，我们在中国发表了一份声明，具体说明了中国的绿色经济复苏应该优先考虑什么？加快对零排放产业的投资，在英国也是如此，正如John Murton提到的，英国在北海的近海能源上有巨大潜力。而在中国，风能和太阳能有着巨大也具有巨大的潜力，它们现在比煤炭更便宜。推进电气化，要加强基础设施新技术投资，确保传统基础设施节能投资，以电气化为重点，促进绿色消费。在整个欧洲，包括法国、德国和英国，我认为我们会看到支持电动汽车的政策得到加强，这也是中国主导的一个领域，中国应该在此继续增强主导能力。

因此，具体的国家有不同的具体挑战，但总体原则是相同的。我们可以利用从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复苏来创造就业、创造经济增长，也可以建设我们未来所需的低碳经济，最终实现零碳经济。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