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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的他，已经辞去警察大学教授的职位，并离开了警界，在时任共同民主党（现执政党）党首文在寅（现任韩国总统）的“三顾茅庐”之下，进入政界，并活跃于不同场合。

见到表昌园时，他刚刚忙完一天的日程，从国会出来。一见面，他就对记者说，“即便是到了现在，还是会梦到被杀害的10名女子，有时候还是会睡不着，甚至会偷偷流泪。”

1990年11月，第九起连环杀人案发生时，表昌园刚从警察大学毕业，时任华城警察署机动队小队长。他是第一批到达案发现场的人员。

看到又一名女子被奸杀、现场摆放着凌乱的衣物及冬日裸露的身体时，表昌园先是将自己的外套披在女子身上，然后下定决心，希望将第九起案件办成“铁案”，尽快侦破。

“其实《杀人回忆》这部电影我也看过，但有一些部分还是有虚构成分，比如电影里将杀人犯描述成不留任何证据的完美主义者，但当时我在奸杀现场发现了多个抽过的烟草、袜子、女性内衣等可用于证据的物件，并通过对于目击证人及周边人员的审问，发现了犯罪嫌疑人应该是20多岁、内向、较为冲动、谈恋爱经历较少等多个特征，发现杀人犯与被杀女子间均没有相熟之处；

可惜，当时韩国的审问技术停留在军政府期间，对心理学没有过多探究，更别提监控及DNA检测技术了，这也成为我心中的痛。”表昌园回忆道。

1998年，表昌园申请停薪留职，并前往引入DNA鉴定调查机制的英国留学，攻读犯罪心理学。回国后，他成为一名犯罪心理学教授。

“我并不是一个非常开朗、外向的人，要说我为什么要经常露面，并在公共媒体上宣传犯罪心理学分析，似乎是华城的十名受害者，给我留下的使命和任务。”

金福俊则在最后一起杀人案的公诉期结束后的2006年辞去一线工作，前往韩国犯罪学研究所，主攻DNA分析等科技犯罪分析。

河升均原定的退休时间是2006年6月，虽然因为其卓越的工作及调查经验，成为韩国警界数一数二的“杀人犯对手”，但嘴边却一直挂着“我是一个失败者，对于受害人家属，我与犯罪嫌疑人无异”。

最终，因为负罪感过重，即将退休的他于2005年10月突然宣布辞去警察职务，选择在华城地区附近的一家体育中心担任管理员，并将当时的部分证据拿到家中，继续探索案件。

困难重重 从不放弃

事实上，正如表昌园所述，犯罪嫌疑人在现场留下了种种证据。

根据警方信息，1986年至1991年，在同一地区有10名女子被杀害，期间警方搜查了约21000个嫌犯，鉴定570组DNA、180根毛发、40116枚指纹，此外，还有近600件如金福俊、表昌园这样的一线警官所发现的证据。此外，还有一名幸存者，以及数十名目击证人。

但是，由于受到当时技术及监控体系的制约，这些证据很难完成对于杀人犯的锁定。

金福俊表示，有些证据中的DNA完整度甚至不足10%，而且警方当时并没有DNA分析的相关设备，因此，只能将华城及周边地区的所有20到30岁男性的登记指纹，与现场发现的指纹以肉眼对照。

此外，警方对于DNA检测的经验也非常缺乏。当时，韩国警方不得不把从遇害女性体内发现的精液，送至拥有检测水平的日本警方，但在邮寄及样本替换的过程中出现失误，导致未能得出理想的效果。

这种情况在2018年7月出现了转变。

当时韩国警方及相关机构公布了一则通稿，称只要有完整度在10%左右的DNA及其他身体有效特征的片段，就可以针对不同的DNA片段进行相互比对。但当时并没有人知道，这个技术会成为破案的关键。

不过，无论是金福俊，还是表昌园，都提到了一个细节：警察后辈们，将几乎所有当时留下的证据全部保存了下来，件数达到600余件。